附录 梁书序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

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

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巩等谨叙目录，昧死上。

【译文】

《梁书》有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 ，共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之子，他推衍其父修撰《梁书》的中心思想，又广泛选择谢吴等学者所修的梁朝史记，由此学科网修成了这部史书。臣等既校正了它的文字，又编制了一篇目录，为此作序以为：

自从先王之道黯然不明之后，百家杂说并起，其中佛教出现得最晚，后来成为中国的祸患在梁朝时最为厉害，所以不得不对此加以揭露。佛教徒自以为自己所掌握的是内在的真理，而世俗讨论佛的人（所得到的）是外在的皮毛，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道理）是不可改变的。虽说如此，然而他们哪里懂得圣人思想的真谛所在呢？《尚书·周书·洪范》说“认真思索必当通于精微之处”、“于事无所不晓就可以成为圣人” ，深思熟虑者可以把他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样的人就能够明察天、地、人三才之道，辨识万物之理小、大、精、粗各种事物没有不尽知其理的。这就是穷尽事理，这就是把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这样我们所拥有的就显得弥足珍贵，而由此智慧去考察别的事物，不需费时劳神了，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不能考察清楚的。能够将之了解清楚却不喜欢这是不好的，所以要用真诚之心去喜爱它。有喜爱之心但不能以此为乐也是不好的，所以就要用最真诚的心意去感到快乐。能够快乐就能够心安理得。如此，外在的万物怎能够影响到我的内心？万物不能影响我，所以我能够洞晓万物的本性。能洞晓万物的本性就会心诚。诚就是成就、成功，如此就不被迷惑。内心真诚就会充满光明正大之气。而正大之气又会推广开来教化天下。如此，作为众物之灵长的人类，以至天地万物，都有待于我去成全他们的本性，我的作用（如此重大），（于是我）可与天地成三才。

一个人的德行能如此就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他所适应的外在事物没有不与他人相同的，所以个人之道就成为天底下普遍的大道所以为天下百姓制备衣冠饮食、成人、婚嫁、丧葬、祭祀等礼仪的各种规章制度，并由此去教导百姓，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礼的制定没有不是出于人情的考虑，与百姓同吉凶而杜绝忧患，没有不是出于人理的考虑。故百姓的生活就会平安和乐，不会发生危险与动乱。为百姓制定的各种制度就是如此恰当，教化百姓的道德又是那样，这样能不说是圣人吗？既已是达到了圣人的境地，则不会盲目地思虑，而是自然而然地循理而思；不会妄为乱作，而是自然而然地应物而动。由此而养育万物，鼓舞群众，没有谁能够窥探说出其中的奥秘，能不说这很神妙吗？如此的神妙就在于达到了至妙的境地又能生生不息，这就是圣人的内在精神，圣人达到了道的极致，佛教所阐述的道理能够改变这些吗？推究佛教用来改变这一点的地方，本来就是它产生错误的原因。

得之于内心的道理，没有不可以行之于外在世界的；若有不可以行之于外在世界的，那么它就不是得之于内心的。《周易·系辞上》说： “圣人智足以知晓万物而其道可以用于天下，所以皆得其宜不会有所过失。”由此可见圣人在“智周”与“道济”两方面都得到了圆满。智慧只能够了解一方面，而不足以尽知万事之理；道只能适用于一方面，而不足以普遍地适用于天下，这就是百家杂说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佛教的失误不也正在此吗？而佛教徒自以为掌握了内在的真理，真是太荒唐了。

学史的目的是要明了一代的得失所在，臣等因梁朝之事进而推演出圣人的长处与佛教的短处，并记述下来以便广泛传播。使天下人知道君子之所以抵制佛教不是由于外在原因，而是有志于内心的修养，希望不要信奉佛教从而改变圣人之教啊。